从天然水体到生活饮用水的各种水质标准应该是安全和风险评价的基础。制定水质标准要考虑多种因素，例如生态和健康影响的强度及暴露时间、监测和处理的经济及技术条件、实际发生超标的资料统计、社会生活的习俗及认知等等。当前世界各国及世界卫生组织的饮用水水质标准中，除常规污染物指标外，随着健康医学、仪器鉴定及生物检测技术的进步，还包括有水中病原微生物、潜在致癌作用的有机和无机化学品、内分泌干扰物等多种含量限定指标。水质调查资料显示，若干饮用水样品中能够鉴定出数百种对人体健康有害的化学物质。它们具有持久难降解性、潜在积累致病性，在人体内对细胞、DNA等生命要素诱发变异，产生致病、致癌、致畸等效应。这些污染物就浓度而言，在常用综合指标如BOD、COD、TOC中贡献极小，但潜在的危害却极大，而且绝大部分不在水质日常监控指标范围之内。面对饮用水水质安全问题的发展趋势，世界各发达国家和一些国际组织历年不断修改和补充新的水质指标和标准，并且逐步建立起基于风险评价的管理体系。

　　我国目前仍缺乏完全自主的环境基准和法定标准的科学研究体系，有关检测指标和水质标准大多参考国外现有数据，不能体现中国的自然环境、社会生活、人体特征特别是当前环境严重污染的特点，不能完全适应随着工业生产发展和产业结构改变导致水体污染物种类不断趋于复杂化的形势。我国人均GDP尚处中等水平，不同人群的生活水准差别较大，消费需求多元化，如何认识和制定适合国情的水质标准、建立自己的研究体制是十分重要的课题。

　　我国新颁行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其中规定的水质指标由原来的35项大幅增加到106项，部分指标的限值也更加严格。面对我国水质分析监测能力、水质处理设施和管理技术水平、经济投入和城乡居民生活不同需求的状况，认真推行这一水质标准显然会遇到严重而艰巨的挑战。科学地、务实地审视我国国情和面临的饮用水安全威胁，分阶段、分地区、分对象地推行新的标准才能起到实效而不流于形式。

　　饮用水质标准的提高势必会影响到水源水质、流域水质等一系列标准的认知和变化，特别是对水质突发事件的风险评价和紧急对策。我国虽然水质事件频繁发生，但并没有专门的风险评价标准。实际上，饮用水质突发事件的风险评价不但要依据规定标准值，而且要考虑潜在危害及接触暴露期限。人群对有关污染物的接触量和暴露时间也应该实时实地加以区别。如果简单地按照严格的水质标准来处理水质突发事件，就会造成社会干扰和经济损失。实际上，对若干有害污染物限值的传统观念国际上也有趋严和趋缓的演变。总之，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国家级和区域级适用的水质突发事件风险评价标准是当前的迫切任务